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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最早的牙医是由剃头匠兼任的。

早期牙痛的机理并不明确，处理方式也很简单粗暴——吃药缓解不了就直接拔掉，工作也就落到了在脑袋上谋生意的技术人员当中。

到了1907年，加拿大的林则博士在成都开设第一家牙科诊所，这才正式开始从剃头匠手中把口腔诊疗大权接手过来。牙科随着中国医疗卫生体系逐渐完善才慢慢形成自己的产业。

但相比于肿瘤心脏病哮喘等等，牙科疾病毕竟离死亡很远，所以其治疗过程感知最小，它的性价比看起来没那么高。

而人民日报“换了几颗牙，一辆宝马没了”的标题仍历历在目，看牙贵成为无数国人国人心中一大痛点，许多人不到万不得已，都下不了狠心去治疗。

牙科诊疗到底贵在哪里？

一、物料成本：耗材与设备的“科技税”

在口腔科的几种分类上，拔牙涉及的操作少，因此单价低，溢价空间主要在麻醉药和手术用器材上。真正“牙科暴利”的矛头主要在种植牙和正畸两类上。

以种植牙为例，目前单颗牙价格高企主要原因在于海外技术依赖严重，国产替代率低。

目前单颗种植牙终端费用在6000-22000元之间，如此大的波动范围，主要变量在于种植体，也就是种植用牙的材料。

种植体技术壁垒较高，主要体现在材料、设计、表面处理等方面。

目前国内企业仍在技术跟随阶段，竞争力较弱，进口品牌占种植体市场 90%以上份额。欧美高端品牌代表士卓曼、诺保科和日韩品牌奥齿泰、登腾几乎霸占了整个中国市场。而在修复材料领域，瑞士盖氏占据 70%市场份额。

国内仅正海生物取得技术突破，占有 10%的市场份额。而高进口市占率意味着这一块的利润牢牢把握在国外企业手中，在大规模进口替代之前，种植体这一块价格空间很难随着市场化进程而下降。

此外，在种植过程中需要的耗材也不计其数：车针、器械盘、排龈线排龈器、电刀、托盘、印模材、粘接剂……这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属于消耗品，这些消耗品国内供应商较少，选择余地有限，它们的成本最终需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。

除了耗材，牙科的治疗过程还需要使用大量高精尖的设备，包括牙椅，手机（清洗和研磨牙齿用），CBCT（低剂量、牙科专用的CT机）等等。不是耗材不表示没有损耗，这些设备都有使用的次数和时间限制，超过限制就只能报废以确保治疗过程的安全稳定。这些设备动辄几十上百万，同样被海外垄断。

2012年，安徽的美亚光电自主研发出第一台具有自主产权的国产CBCT，打破了国外垄断，填补了国内CBCT高端制造的空白。在此之前国内市场上一台进口CBCT一般售价高达200万，只有一些大型公立医院才能咬牙买得起一台，普通小诊所根本买不起。

而美亚光电CBCT的横空出世，直接打压了进口CBCT嚣张的圈钱气焰，迫使国外200多万的CBCT不得不降到如今30多万。

但除了CBCT，很多其他高价设备国内仍然面临较大的技术差距。

二、人工成本：金贵的牙医人才

虽然公立医院的编制很香，但一来公立医院前期固定工资吸引力实在有限，二来公立医院医生在“公益”属性下需要做的工作内容及强度要比民营医院高得多。但受限于公立医院对学术和医疗设备等资源的垄断，很多医生想要独立执业并非易事。不过牙科医生是一个例外。

首先，牙科很少需要跨科室、大规模团队合作。这在技术操作上让牙科有了独立执业科可能性，牙科医生对学术资源的需求也不高；

其次，和体制内的固定工资相比，牙科医生独立出来可以有更高的服务定价，这使得他们自然而然的想要一个更高的医学知识变现。

根据卫计委对各专科医院收治情况的统计，口腔科医院收入排名第四、利润率排名第一，盈利能力强。而观察各专科医院支出构成，口腔科医院人员经费支出占比接近50%，位列第一。随着口腔科医疗器械价格逐渐下降，人员支出成为口腔专科医院盈利的最显著影响因素。

但即使是这样，我国仍然面临牙科医生稀缺的现状。

2016年美国每100万人拥有口腔科医师数量达到了1600人，而我国每10万人拥有口腔科医师数量仅100人，相差巨大。

虽然自16年以来，国家层面出台一系列口腔医疗相关政策，但是医生人才培养周期超过8年，政策的落地和消化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。

2017年，我国口腔科执业医师数量为15.2万人，执业助理医师数量为3.7万人，合计为18.8万人。这个数字相对于700余家口腔专科医院及8万余家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的庞大市场需求来讲，还远远不足。

此外，牙科诊疗也是一个耗时相对较长的工作，工作强度较大，每天牙科手术的翻台率没办法降低，并且牙科还是一项高危职业。

新冠病毒期间，牙科诊室是挺摆时间最长的医疗服务之一，就因为牙科用手机在磨牙时候会将唾液和血液打成飞沫，一旦患者携带任何传染性病毒，诊室内交叉传染风险极高。

牙科人才供给不足，边际成本高，带来的牙科医生服务价值高，这也是很多牙科服务单价高居不下的另一大原因。

三、公立和私立：各有各的难处

公立医院的牙科，因为规模和体量在那里，一般专业性都有保证。但如第一部分所述，牙科耗材目前大部分由国外垄断，短时间内大规模降价无法实现，即使公立医院再怎么体现公益性，这些成本仍需要患者买单。

此外，镶牙、种植牙属于非病变非功能性受损的项目，很多时候被认为是整容性质的非医学治疗需要的美容类项目。

国家医保目前践行路径仍然是“低水平，广覆盖”，而牙齿治疗可以通过手术治愈或长期服药控制病情，除了基本的拔牙、止血和清创等服务，其他的牙科服务医保很难覆盖到。

而对于私立医院，民营医院有着税收的约束，再加上缺少大医院的背书，而牙科又是C端业务，需要销售团队来获取客户，因此在公立医院的基础上还多出一份商业运营成本。

但同时，牙科属于持续性消费项目，患者往往与医生建立稳定的纽带，获得稳定客户的医院、诊所不需要再费周折进行营销推广、维系客户。

虽然牙科品牌一旦建立起来，其他竞争者较难通过连锁扩张、大规模营销等手段进行壁垒突破。但市场有一个培育的过程，口碑需要较长时间建立。

而且客户与牙医之间的强黏性，决定了牙科服务品牌地域性明显，一家知名口腔机构在上海很著名，但在深圳就不一定了。

另外，牙科品牌建立靠的是其获医能力和获客能力，消费者跟着牙科医生走，牙科医生个体执业收入高，因此连锁品牌难以通过合理价格获得医生加盟，而牙医短时间内难以大量补充，因此也难以快速获得客流、实现盈利。

这使得头部民营口腔机构很难形成大规模连锁扩张之路，而规模限制又影响其对上游牙科耗材的议价能力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。

而当治疗性牙科服务难以承担“高利润”属性后，牙科行业便会越来越挖掘更高溢价的“整容”属性。

而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，人们对颜值的追求逐渐置于健康之上。郑州大学口腔医学院张月兰教授指出：“有些人牙齿咬合本身可能没有什么问题，单位了美观也会进行矫正。”而对于整形服务，无论是在材料的选用还是服务操作上，无疑有着更高的溢价空间。

从剃头匠到现代牙科医生，牙科脱胎于整容造型行业，如今又回到了这一领域。

而消费者和牙科从业人员相互选择，这或许是近几年牙科领域看起来越来越“暴利”的最大原因。